东京读书记︱看将基面贵巳与宇野重规讨论国族的理性与情感

　　《爱国の构造》，将基面贵巳著

　　《日本国民ための爱国の教科书》，将基面贵巳著

　　日本的《周刊·读书人》在2020年推出题为“世界的视角”的专题，用了十几个整版来关注世界上发生的种种新变化，比起中国读书界和新闻界来说，日本似乎更有“世界意识”。读报的时候，我倒是特别关注了一个有关“爱国”的对谈，这是刚刚发表在1月10日《周刊·读书人》第一版和第二版上的《真正的爱国——以及为什么产生？》。对谈的双方是将基面贵巳（新西兰Otago大学教授）和宇野重规（东京大学教授）。

　　2019年，将基面的两本书在日本引起不小反响。岩波书店出版了他的《爱国の构造》，百万年书房出版了他的《日本国民ための爱国の教科书》。由于他在英语世界任教，注意到“爱国”作为政治概念，近来在西方学术界的复活，而作为日本裔学者，他也关注“爱国”这个概念在日本是否真的能被正确理解？也就是说，“爱国”是日本理所当然的自然感情吗？

　　尽管过去三十年的平成时代，日本曾经有佐伯启思的《日本之爱国心》、姜尚中的《爱国的作法》两部著作代表了平成时代的“爱国论”。那么，如今的令和时代，怎样重建正确的“爱国论”？而将基面教授想说的“爱国”究竟是什么？在对谈中，东京大学的宇野教授曾追问道，为日本民众所写的《爱国の教科书》中，对即使是温和的民族主义，将基面有没有批判？宇野举出2019年对新天皇即位一事日本上下的众多反应。据说当时，日本出现了大量对天皇的礼赞言论，比如说，有皇室传统的日本是特别的国家；甚至说这就是日本神国传统的一个脉络。这种日本礼赞未必是基于事实的现状分析，只不过是把“日本是日本”这种同义反复拿来言说。宇野认为，如果陷入这种情绪来谈“爱国”，那么，会不会把爱国者之外的言说，都说成是“反日”而加以敌视。宇野提出的问题是：这是真的“爱国”吗？

　　将基面对此的回应中提到，战后日本的民族认同，未必是种族和地域意义上的，而主要是源于战后的经济成功。可是，1990年代以后经济“失落的三十年”，却使得这种民族认同基础，逐渐消失殆尽。他引用英国学界的说法，说英国的认同（identity）与经济状况和教育水准有关，出现“どこでも派”和“どこか派”的两极分化。但有趣的是，日本的贫富虽然差异很大，却异口同声毫无根据地说一些无端的爱国言论，什么日本人厉害啦，日本是特别的啦。他承认，心地善良的温和民族主义，当然是因为觉得，自己不是一个，而是在群体中，这才更有安全感，这样的爱国情感一定有它的道理。

　　但是，熟悉西方政治思想的将基面教授根据英国的政治思想谱系，特意在理论上区分了“民族主义（Nationalism）”和“爱国主义（Patriotism）”（按：宇野有点儿怀疑，在日本语言中“爱国”涵义往往是混杂的，是否真的能够清晰区分？）。将基面说，Patriotism 和Nationalism语源是有区别的。前者是建设好的政治共同体的必要条件，他引西塞罗（Marcus Tullius Cicero，前106-前43）的话说，有市民的祖国，有自然的祖国，而市民的祖国比自然的祖国更重要。他解释说，所谓市民的祖国是依据法律形成共同体的祖国，它必须有共和主义的政治价值，以及实现这种价值的政治制度；而自然的祖国只是生育我们的，祖先世代居住的，父母所在的，有乡愁的那个地方。显然，他的意思是，市民的祖国，是建立在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基础上的国家认同，它对应的是爱国主义；而自然的祖国，是建立在血缘和地域基础上的，对应的是民族主义。由于前者之互相联系是普遍的政治价值和制度，所以容易朝向温和的取向。但同时他也承认，这种爱国主义在现代社会不一定占主流，所以，他在《爱国的构造》中，特意对它进行研究和阐述。

　　在后面相当长的对谈中，他们讨论了“爱国心”与“忠诚心”，讨论了爱国中的“批判的”和“亡命的”，讨论了如何在个人内心理解“爱国”。将基面同意，所谓“爱国主义”，必须要追问它为什么忠诚，对什么忠诚？如果是基于理解和价值，那么，就像基督教为神献身一样，也有为国而死的意义，毕竟人不是个体存在而是群体存在。这个对谈很长很长，占了两整版，我没有看完将基面教授的那两本书。不过我隐约感觉，这两本书的出版，恰恰和现在世界上“逆向全球化”，也就是“国家利益”的重新抬头有关。最近这些年，人们越来越注意到，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，原来想象中的全球化、互联网、市场贸易和普世价值等，并没有真的淡化国家的存在，“历史没有终结”，相反，却在某种特别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制度的保护下，它助长了国家的崛起，使得“超越国境”更加艰难。毫无疑问，当今世界各国都面临着普遍价值和国族价值，全球优先还是国家优先，文化是特殊的还是共通的，以及有关“认同”的问题。无论是英国的“脱欧”、欧洲的“难民”、美国特朗普时代的“美国优先”和建立高墙，以及土耳其埃尔多安的变化，伊斯兰的政教合一与全球民主自由政治的冲突，最终都会促使学术界和思想界重新开始认识“国家”和“认同”。前段时间读过的福山近年著作，其实就呈现了这个趋向。

　　刚好就在今天，看到日本网络上激烈讨论的话题即所谓“反日势力”，也许，刚好就涉及这个棘手的难题。今天东京大学宣布，解聘一个副教授大泽昇平，据说，他本来是东大最年轻的副教授，原来聘期要到令和六年，而提前解聘的理由就是他的极端言论。他宣称“绝不聘用中国人”，攻击我们熟悉的东洋文化研究所是在某些特定国家的支配之下，并且还无端攻击其他的教授。我不是很清楚此事原委，但看到东大校方发布的正式消息，显然东京大学觉得，一个大学绝不能触碰“政治正确”的底线，解聘大泽，也是基于社会责任，更是为了制止这类事情再发生，促使全体教职员彻底遵守伦理规范。

　　但有意思的是，我看到网络上日本人对东京大学却非议很多，那么，这是极端的地域的“民族主义”，还是将基面教授所说的“爱国主义”？

　　(本文来自澎湃新闻，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“澎湃新闻”APP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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